《公约》第 2 条规定的积极合作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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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密欧卡斯塔尼奥案是第一起法院批准一国不配合调查其管辖范围之外发生的事 Facebook 数据库的使用 件的案件，而不顾该公约第 2 条规定的独立义务（罗密欧卡斯塔尼奥案，第 38 至 39 段）。

事实上，法院澄清说，“问题不在于比利时是否对谋杀案调查框架内的程序性行为或不作为负责，[调查]完全属于西班牙当局的管辖范围”（同上，第 80 段：法文原文：“la Question [...] n'est [...] pas de savoir si la Belgique est Responsible d'actes ou d'omissions procédurales dans” le cadre d'une enquête sur l'affaire, laquelle relève Exclusivement de la juridiction des autorités espagnoles' 翻译是我的）。

这是法院判例法的一个重大、但谨慎的发展。

众所周知，截至 2001 年，法院一直裁定，一国负有程序性义务，仅对“据称在其管辖范围内实施的 [行为]”进行调查（Al-Adsani v the United Kingdom [GC]，2001，第 38 段）。

这一立场在 2004 年进行了修改，当时大审判庭裁定“如果某一行为对《公约》所保障的权利产生了足够直接的影响，那么一国也可能承担责任，即使这些影响发生在该国管辖范围之外”（Ilaşcu and Others v Moldova and Russia [GC]，2004 年，第 317 段）。

然而，只有在Rantsev一案中，法院才同意审查“申请人根据《公约》第 2 条对俄罗斯当局的申诉，指控其未能履行与申请人女儿被谋杀有关的‘程序性义务’，即使谋杀案本身发生在塞浦路斯；即，根据《公约》第 1 条，不属于俄罗斯的管辖范围”（Rantsev v Cyprus and Russia，2010 年，第 207-208 段）。该申诉在实质上没有成功，但值得注意的是，法院之所以如此裁定，是因为一方面，“无法证明存在特殊情况”证明俄罗斯当局有理由根据《公约》第 2 条承担“独立义务”调查死亡事件”（同上，第 243-244 段），另一方面，塞浦路斯并未提出“法律援助请求”。

这些结论至关重要，因为如果从反面理解，它们就可以确定一国在存在“特殊情况”或确实提出“法律援助请求”的情况下根据《公约》承担的责任。   

因此，在随后的案件中，法院裁定阿塞拜疆违反了第 2 条，因为对申请人儿子谋杀案的调查存在缺陷。确实，谋杀发生在乌克兰，但法院认为“无论死亡发生在何处，只要阿塞拜疆承担了根据 1993 年《明斯克公约》开展调查的义务，它就必须按照第 2 条规定的程序义务开展调查”（阿利耶娃和阿利耶夫诉阿塞拜疆，2014 年，第 57 段。